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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岳阳楼别记 一个宋代官员苦心经营的“政绩秀”

日期:2017年11月21日 20:47   来源:人间正道网   作者:王重旭

  

    提起岳阳楼,人们自然会想到范仲淹。但是,还有一个人物我们不该忽略,这个人就是滕子京。可以说,没有滕子京便没有重修后的岳阳楼,没有重修后的岳阳楼便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的文学史便会黯然失色,我们也就享受不到阅读这篇文章时的那种愉悦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滕子京当年为什么要重修岳阳楼?是否真的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呢?

    从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来看,称霸一方,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人,为数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要干出一番政绩,不但流芳百世,也可以使自己不断地得到晋升。但是,想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则又是一回事,不那么容易。于是,在一些官员的政绩中,便免不了要掺杂一些水分,把小的说成是大的,把少的说成是多的,甚至有的不惜把无的说成是有的,把假的说成是真的。进而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所以,古往今来,这种政绩工程,既屡见不鲜,又贻害无穷。

  还说滕子京。

  滕子京,名宗谅,子京是他的字。他和范仲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同年考上进士,当时的范仲淹26岁,滕子京25岁。虽然不是同乡,但俩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都年轻有为,少年得志。但是在后来的仕途上,两人却多有挫折,相比之下,滕子京的挫折还要更多一些。

  滕子京在50岁左右的时候,担任泾州知州。而此时的范仲淹被宋仁宗,也就是民间故事中“狸猫换太子”的那位皇帝看中,从庆州知州的任上,调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升官没忘老朋友,他推荐滕子京接替自己,任庆州知州。

  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揭发滕子京在泾州任上,挥霍公款,大吃大喝,滥发奖金。滕子京原以为只要没揣自己腰包就没事,但监察部门认为这也是腐败。于是仁宗皇帝便派人来查,吓得滕子京赶紧把往来账目全都烧掉。后来因好友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等人出面说情,皇上法外开恩,对他从轻发落,仅仅官降一级,庆州你就别去了,到差一点的陕西凤翔任知州吧。但时隔不久,皇上醒过味来,不行,到凤翔这地方和没贬一样,你还是到河南的虢州吧,那个地方穷一点。但是有人还坚持认为这样处理还是太轻,虽然没说范仲淹等人包庇,但别人有罪你皇上从严查处,滕子京有过你就从轻发落,如何服众?宋仁宗是一个从善如流的皇帝,一听,人家说的也在理,便顾不上范仲淹的面子了,在庆历四年春,把滕子京一下子贬到了岳州,岳州古称巴陵郡。

  就这样,滕子京来到了岳州。岳州虽然也称之为州,但却是一个不大的州,比起他呆过的其他几个州,肯定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荒凉偏僻,经济也欠发达,应该属于贫困地区。虽然官名还叫知州,但级格肯定降下来了。否则,越贬越去好地方,那还叫贬吗?

  如果此时的滕子京年富力强,在这落后地区多干几年,倒也没什么,但他那时已50多岁了,古人年过半百,即已步入老年,如果晋升无望,也该找个好一点的地方颐养天年了。所以,滕子京一看,岳州非久留之地,得赶紧想办法调出去才是呀!怎么调?跑关系呗。历代官场,相似之处甚多,光有政绩没有关系不行,但是光有关系没有政绩也不行。那么政绩从何而来?是干出来的吗?不,干,仅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宣传,要把干出来的甚至想干还没干的都宣传出去,让天下人知道,让皇帝知道。

  但是要宣传,总得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载体呀。有一天,滕子京忙里偷闲,信步来到洞庭湖边上的岳阳楼,当他看到这座破败不堪的楼阁时,忽然茅塞顿开,这岳阳楼大有文章可做呀!

  岳阳楼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所建,到唐代时才被称为岳阳楼。此时的岳阳楼已小有名气了,一些文人雅士多有吟诵,比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大家都有题咏。那么重修一下岳阳楼,功在当世肯定是没的说了,至于是不是利在千秋,那就顺其自然了。所以滕子京马上想到要利用一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把它重新修建一下,找名人写篇题记,然后借剪彩的机会,请些官场要员,社会名流,造造声势,宣传一下自己的政绩,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

    其实,无论古今,许多地方官员一腔热血,有很多好的想法最后落空,壮志难酬,就是因为没有钱。那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就有钱吗?

  前面说到,岳州是一个不大的州,有材料说当时岳州的人口也就在12万人左右。即便这个数字不准确,估计也差不了太多。那么,在这样一个贫困地方修一座像样的楼阁,钱从哪儿来?自己掏腰包?藤子京这个人平时就大手大脚,不会有积蓄;花公家的钱?别说这个穷地方没有这笔经费,就是有,他也不敢再乱花了,刚刚因为挥霍公款被一贬再贬,如果再乱花钱,那可是罪上加罪;向上级政府申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候政府是没有这项开销的。那怎么办?看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宋代《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他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涑水记闻》中,专门提及滕子京修岳阳楼的经费问题。司马光比滕子京小不到三十岁,也就是说,滕子京修岳阳楼的时候,司马光已经20岁了,他应该有所耳闻。司马光写道:“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滕子京修岳阳楼,没有用公家的钱,也没有向民间乱收费,而是发个通告,让民间那些欠钱不还的人,不把钱还给债主,而直接交给官府。而且还派人下去检查督促,于是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把钱交出来。

  司马光是政治家,更是史学家,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他说的“不用省库钱”,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因为国库里根本就没有这笔钱。但是“不敛于民”,可能吗?

  其一、民间欠债的人究竟有多少?仅靠民间“宿债”能否凑足这笔款项?具体办事的人有没有趁机扩大征缴的范围?

  其二、如何区分什么是“民间宿债”?有没有时间的界限?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不肯偿还者”?那些本来肯还的但暂时没钱的怎么算?

  其三、“官为督之”,这个“督”,是监督?还是督促?用什么手段去督?有没有逼债之嫌?

  其四、为什么会出现“民负债者争献之”的场面?是他们认识到了重修岳阳楼的重大意义,还是后面有一个严格的期限,逾期严惩,吓得他们不敢不还?

  其五、欠债的是包工头还是农民工?如果是包工头欠农民工的钱,不还给农民工,农民工将如何活下去?如果是农民工欠包工头的钱,他们没钱可还,是否又将卖儿鬻女?

  但是不管怎么样,钱毕竟还是筹集上来了。多少呢?司马光说“所得近万缗”。“万缗”是多少?有人换算了一下,一缗相当于一贯,一贯相当于今天的300元,一万缗就相当于今天的300万元。

  那么,这么多钱如何管理呢?司马光说,滕子京“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就是说,滕子京把收来的这些钱,随便在大厅的旁边设置一个库房,钱就堆在里面,并由他自己亲自掌管,既没有会计,也没有出纳,也不登记造册,全是一笔糊涂账。

  有了钱,那就干吧。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庆历六年的初夏,岳阳楼基本完工。司马光说:“楼成,极宏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楼建成后,非常宏伟壮丽,但是钱花的也不少。什么叫“自入者亦不鲜”呢?就是揣进自己腰包里的钱也不少。司马光的话有什么根据我们不知道,我们尽可能的不去相信,我们宁愿相信滕子京没有中饱私囊,没有贪污,只不过是追求豪华,或者管理不善,钱花的多了一点而已。至于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不以为非”,还“皆称其能”呢?也许是岳州人都知道,却没人敢说;也许是岳州人都不知道,因为账目从未公开。但是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的?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凭空想象的吧?

  楼修好了,那么所差的就是题记了,这篇文章要谁来写才好呢?

  按理说,滕子京也是很有文采的一个人,文章诗词虽不及范仲淹、欧阳修,但进士及第,写篇文章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且我们从他写给范仲淹的信札以及后来写的《岳阳楼诗集序》中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是很有些文采的。如果楼是自己建的,文章也是自己写的,岂不两全其美?这流芳百世的事,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却轻易让与他人呢?

  其实问题正在这里,滕子京要的不是后世的虚无飘渺的空名,而是现在,要有人把自己现在的政绩彰显出来,不但要世人知道,更要皇上知道。一个人怎能自己表扬自己,那多不好意思,所以只能借别人的笔来为自己吹嘘了。

  那么,要谁来写这篇题记呢?

  写这篇东西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文章写得好。但是光文章写得好,没有地位也不行。所以第二必须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影响。但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不肯给你说好话也不行,所以这第三个条件就必须是哥们,有感情,肯说话。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自然非范仲淹莫属了:

  其一、范仲淹有文采:无论文章还是诗词,在当时虽算不上天下第一,却很有影响,尤其他的边塞诗《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写得雄浑大气,可谓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

  其二、范仲淹有地位:范仲淹是当朝副宰相,参知政事,虽然刚刚因改革受贬,但他的影响还在,余威还在。他说话,有人听,有人信。

  其三、范仲淹是哥们:这一点最要紧,两人是同年进士,又志同道合,范仲淹不但关键的时候肯推举他,在他倒霉的时候还肯替他说话。

  但是,范仲淹会写吗?此时的范仲淹,已经不是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了,他改革失败,人也被贬到了河南的邓州,正是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的时候,再加上范仲淹从未去过岳阳,更没看到岳阳楼,这文章怎么写?

  滕子京有办法。

  为了不让范仲淹推辞,滕子京早已让人把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美景画了一幅画,名之曰《洞庭晚秋图》,然后又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言辞恳切的信,派人给范仲淹送去。

  滕子京在这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天底下无论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奇异的山水就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如果只有奇异的山水而没有高高的楼阁供人们登临,那人们也还是欣赏不到那里的美景,所以我要重修岳阳楼。但是楼修好之后,如果没有一篇好的文章来赞美这里的美景,那美景也就不会长久。而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一个‘雄才巨卿’就不能胜任。”这“雄才”,自然是有文采的文学大家,那“巨卿”,显然就是在官场上有显赫地位的人了。

  滕子京怕范仲淹推辞,便极力说服范仲淹。他说,“过去我读前人所写的那些有关洞庭岳阳楼的诗篇,我不太相信,觉得他们有些夸张,前年秋天我被贬到岳州,看到这里的一切,疑惑全消了,不但全消,还觉得他们写得不够,仅仅是些皮毛。于是我就想怎样才能把岳阳这地方的风景进一步弘扬呢?于是我便收集了古今名人的诗词,把它们‘榜于梁栋间’。但是我发现,这些都是诗歌,还缺少一篇真正的记叙岳阳楼的文章。一座楼若没有一篇好的文章,就像一个人只有肢体而没有灵魂一样。而你的文章天下驰名,你又特别喜欢山水,洞庭湖又是美景中的美景,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抽点时间,‘少吐金石之论’,给我的岳阳楼写篇文章吧。你不是没来过洞庭湖吗?没关系,随信给你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你参照一下,或许有所帮助。”

  如此盛情,如此高帽,范仲淹就是再焦头烂额,再身心疲惫,也无法推辞了。于是览图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尤其文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不仅被封建士大夫们视为座右铭,就是今天,许多人也视为一种境界。然而,我们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却不能不指出这篇文章的一点瑕疵。

  什么瑕疵呢?就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八个字。

  我们知道,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般做什么事,都是至少三年,说是“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呢?其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滕子京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用了多少时间呢?

  按范仲淹的说法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也就是说,滕子京是在庆历四年的春天来到岳州的。而滕子京自己的说法则是“去秋以罪得守兹郡”,也就是说,滕子京是在庆历四年的秋天到的岳阳的。两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但我的理解是,滕子京春天被贬岳州,秋天正式到任,在路上用去了一段时间。

  滕子京又说,“又明年春,鸠材孱工”,就是说,到岳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五年的春天,滕子京就开始准备材料,召集工匠,做重修岳阳楼的工作了。我们来算一下,从庆历四年的秋天上任,到庆历五年的春天开工,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滕子京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地方如果到了“百废”的地步,就说明已经民不聊生了。范仲淹是做过地方官的,这一点他不会不知道,要想从“百废”中崛起,甚至“俱兴”起来,没有数年的功夫是不行的。所以,范仲淹在这里没讲实话。也许他是在敷衍,受人之托,总不能对滕子京的政绩一句不说吧?所以,范仲淹在文章中把滕子京的政绩轻轻一笔带过之后,便大谈起洞庭湖的风光和士大夫们的胸襟志趣了。但是,尽管一笔带过,还是留下一道历史的划痕,令人遗憾。

  以滕子京的进士及第,他不会看不出范仲淹的文章该是旷世奇文,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滕子京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在他看来仅仅一篇《岳阳楼记》,还不足以使自己的政绩名扬天下。于是,他又想到了欧阳修。

  当时的欧阳修官职不在范仲淹之下,而诗词歌赋,却在范仲淹之上。所以,何不请他也为自己写篇文章呢?既然岳阳楼已让范仲淹所写,那就让欧阳修再写点别的什么吧。于是,滕子京迫不及待地派人请欧阳修再写篇《偃虹堤记》。

  我为什么说滕子京迫不及待呢?因为《岳阳楼记》至少是在楼已建成或即将完工的时候,请范仲淹写的。而《偃虹堤记》却是在这个偃虹堤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便急急忙忙请欧阳修来写了。没有的东西怎么写,没关系,那就画一个。

  欧阳修并非等闲人物,和范仲淹一样做过当朝的副宰相。此时的欧阳修被贬滁州,刚刚写完《醉翁亭记》。因为看到滕子京送来的只是一张规划图,所以欧阳修十分谨慎,不敢轻易下笔。他再三盘问来者:这大堤是谁张罗要修的?是谁设计的?建造这大堤的作用是什么?用多少土石方,多少人力物力?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手续完备吗?上面有批文吗?

  来者是个能言善道之人,他一一作答:是滕太守亲自设计的;这大堤对拉动地方经济,改善百姓出行作用巨大;这项工程已上报转运使,转运使上报朝廷,皆以为是件好事;当地百姓还都争着要给滕太守写记呢。

  欧阳修相信了,于是欣然命笔,在那篇《偃虹堤记》中,对滕子京大加赞赏,他说,“滕侯志大才高,名闻当世。”还替滕子京鸣不平,说“让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做一个小州的太守,实在是大材小用,无法发挥他全部的聪明才智。”还说滕子京做事“深思熟虑,事半功倍,成为后人的榜样,可以让后人去效法。而且,‘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不在乎人们一时的赞誉,而只想对未来有没有利。”

  欧阳修太天真了,偃虹堤在哪儿呢?一个计划中的东西,你就为之写记?欧阳修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他忘了孔子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而欧阳修仅仅听其言,观其图,便写下这篇《偃虹堤记》,帮助滕子京欺骗了天下人。

  有趣的是,宋代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进士出身,滕子京修岳阳楼时他十岁左右。他在晚年的著作《尘史》中,说他于治平末年,也就是距滕子京修岳阳楼20年后,也做了巴陵太守。他写道:“庆历间滕子京谪守是邦,尝欲起巨堤以捍怒涛,使为弥楫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访是堤,郡人曰:滕子京未及作而去。”这位王太守慕名而去,结果扑了一个空,原来滕子京还没来得及修造这座壮观的堰虹堤,人便调走了。

  这位王太守的话,我想不会有假吧。

  滕子京在宋代奢侈浪费是很有名的,据宋史介绍:“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就是说,滕子京这个人很讲义气,乐善好施,很潇洒。一直到死的时候,什么产业也没有留下来。这和司马光说他修岳阳楼时把征集来的钱随便“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宏丽,所费甚广”以及“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的话非常符合。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滕子京的历史功绩,我们也不能就此便轻易地便断定滕子京就是一个贪官,而把滕子京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岳阳楼诞生过一篇传世杰作,不能因岳阳楼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便把滕子京说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那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据说范仲淹的文章一出,天下震动,连仁宗皇帝看了,也非常高兴,赞不绝口。所以,岳阳楼建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七年,滕子京终因治下的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调任江南重镇苏州任知州了。只是上任后不久,滕子京便因病去逝,终年五十八岁,其墓现在安徽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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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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