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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一位状元的悲苦人生

日期:2017年11月14日 20:07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佚名

  杨慎是有明一代著作大家,他的著述之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上也极为罕见。据传他生平著作约有四百余种,几百年来虽散佚不少,存留下来的依然十分可观,经当代杨慎研究专家王文才考订,现存确凿无疑的杨慎著作还有两百二十多种。

  然杨慎虽然著作等身,人生却很是不幸。

  才子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朝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他从小聪明,七岁习读唐人绝句,十一岁学写近体诗,十二岁拟作《吊古战场文》,中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奇句,为时人传诵,引来“长老惊异”,以为王褒、扬雄再世。陪同父亲守制新都时,二十天就一字不漏背下《易经》。在新都的两年中,他遍览群书,学问大进,为他后来科举及第进入仕途打下扎实基础。守制结束回京时,他一路写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首《黄叶诗》,受大学士李东阳称赏,“令受业门下”,并昵称杨为“小友”。

  正德六年,杨慎在殿试中一举夺魁,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称其殿试卷“海涵地负,大放厥词”。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时年二十四岁。在翰林院任职期间,由于可以进入皇家秘阁,杨慎读到了许多珍本秘籍,从中获得丰富知识。他还曾奉使过镇江,特意拜访当时正乡闲居的名臣杨一清,目的是去看他家的藏书。

  嘉靖二年(1523年),杨慎参加纂修《武宗实录》,总裁蒋冕、费宏都很赏识他的学问胆识,对他信任有加,以至于“尽付稿草,俾削定”。费宏还认为杨慎“官阶虽未及,实堪副总裁者”。

  杨慎不仅学识广博,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一次,武宗在看天文书时,见有一颗星叫“注张”,又称“汪张”,就问钦天监及翰林诸臣,诸臣面面相觑,回答不出。这时杨慎上前奏对说:“这是柳星。”并举出《周礼》《史记》《汉书》上的相关记载一一说明。又有一次,湖广土官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向朝廷进贡,同僚见“水尽源通塔平长”六字,以为是三处地名,一位同僚在六字之后加了“三长官司”四字。杨慎见后说,这是一个地名。同僚们以为他在开玩笑,杨即刻找来《大明官制》翻给他们看。下不来台的同僚笑着辩解说:“楚、蜀两地靠近蛮夷,对这类情况自然比我们内地人熟悉。”意思是,杨慎是四川人,了解这类情况不值得奇怪。杨慎笑着说:“司马迁《史记》有《西南夷传》,班固《汉书》有《匈奴传》,叙外域如指掌,难道班、马也是蛮夷吗?”

  杨慎虽然记忆力超人,但并不以此为能,他对人说:“先天的资性是不足以凭恃的,要使自己德业日新,就要始终不废涵养功夫,这样才能使自己心力充沛。”因此他一生好学穷理,老而不倦。

  博览群书又记忆超群,为他日后的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正当壮年即被逐出朝廷,充军缺文少书的蛮荒之地,如没有这个基础,要想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极难。

  杨慎的学问非常广博,经史、诗文、词曲、训诂、音韵、哲学、金石、书画无所不通,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各领域全面涉猎。其中最优者当数文学,他一生一直没有间断文学创作,且众体兼擅,留下了诗、词、曲、杂剧、弹词、小说、民歌谣谚等数量众多的作品。又在大量创作的基础上发表了许多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学思想,留下了《升庵诗话》《五言律祖》《千里面谭》等专著。

  《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洵非虚言。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杨慎说:“以博洽冠一时,使其覃精研思,网罗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虽未必追踪马、郑,亦未必遽在王应麟、马端临下。”因此,作为学者的杨慎,其研究成果被《四库全书》采用的很多。明思想家李贽在《续焚书》中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即杨慎),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能让这位驰骋于儒、释、道三界的晚明狂人顶礼膜拜的,除了杨慎,同时代里挑不出第二人。到民国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当然,也毋庸讳言,由于杨慎的大部分著作撰述于贬谪之地,手边缺少可供翻检的书籍,不少时候仅凭记忆成章,其中误记、误用、误植不少。这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但客观上情有可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杨的著述虽有不少错讹之处,“然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疎舛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求之于古,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诤臣

  杨慎在正德六年(1511年)任翰林院修撰,后因母丧,丁忧三年,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回京城任原职。在任修撰期间,杨慎敢于对武宗皇帝的荒唐行为说不。

  明武宗是历史上最为荒淫的皇帝之一,不仅在京城专设“豹房”供淫乐,还经常外出甚至到塞外寻找刺激,挟妓而游,又一路夺人妻女,迹似社会上的流氓。

  对武宗皇帝的这类荒唐行为,杨慎不避斧钺,犯颜直谏,说为君者“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又作诗填词,借历史故事对武宗皇帝进行讽谏。但武宗根本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杨慎在失望忧伤之余,愤而称病告假回乡。后来他在纂修《武宗实录》时,对武宗的荒唐行径,事必直书,毫不掩饰。

  杨慎再次回到京城,是在嘉靖帝即位不久。因为他的才学,也因为他父亲的权力,他被安排为经筵讲官,当上了年仅14岁的嘉靖帝的老师。在此期间,杨慎常借讲书之机,联系朝政旁敲侧击,教育开导嘉靖帝。如佞宦张锐、于经等人,已有罪论死,只因党徒大肆行贿,从中转圜,以赎罪之名得世宗破例赦免。杨慎在经筵讲课时,特地选出《尚书》“舜典”一章,对嘉靖帝讲道:“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若元恶大奸,无可赎之理。”嘉靖帝听出了话外之音,很不高兴。杨慎由此既失欢于皇上,又结怨于权宦。

   

  杨慎生长在官宦之家,从小所受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入仕后,也把刚正立朝、不避锋镝作为做官的准则,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将要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他在“大礼议”中因触犯龙颜被远贬云南永昌,且至死未得赦免。

  “大礼议”是嘉靖朝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嘉靖帝与武宗旧臣之间在继嗣再继统还是直接继统问题上的一场争论,焦点问题是如何确定嘉靖帝生父的尊号。武宗旧臣认为,嘉靖帝由外藩入继大统,应该先成为孝宗的嗣子,再继承皇位,这样才符合“兄终弟及”的祖训;而嘉靖帝却认为,武宗遗诏只让他“嗣皇帝位”,并未说让他先做皇子,继嗣再继统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实际上,这个问题于嘉靖帝本人并无什么大的关系,有大关系的是他的父亲——若先继嗣再继统,那么嘉靖帝与武宗就成了宗法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嘉靖帝的皇考就是孝宗,自己的生父即兴献王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若直接继统,那么上面的这层关系就不复存在,嘉靖帝的皇考就是自己的生父。

  大礼议之争,起始于嘉靖帝即位后的第六天,其后时起时伏。嘉靖三年(1524年),大议礼再次成为朝廷热议的话题,张璁、桂萼等人迎合帝意,主尊兴献王为皇考,杨慎之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因与帝意不合,于当年二月致仕回乡。京城里的议礼之争愈演愈烈,杨慎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再也无法忍耐。在张璁、桂萼被召为翰林学士时,他与同列丰熙、舒芬等36人联名上疏,对嘉靖帝的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说他们与张、桂等人“学术不同”,皇上既已超擢张、桂,“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这等于说嘉靖帝喜欢用逢迎拍马之人。嘉靖帝得奏,震怒异常,下旨切责,并对36人分别轻重给予停发俸禄的处罚。杨慎不服,又于一个多月后和丰熙等人上疏再谏,嘉靖帝置之不理。

  最后,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有130人全部逮系诏狱,罚以廷杖,几天之内杖死十六人,杨慎、王元正等3人受到廷杖并谪戍边地,其余一概削籍为民。

  这年冬天,带着满身杖伤的杨慎,由夫人黄峨陪护从潞河买舟南下。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湖北江陵。为了照顾家中年老父母,也不愿爱妻与他同去边地受苦,杨慎在此与妻子黄峨告别,只身一人前往云南。

  “罪人”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经数千里长途跋涉,杨慎来到了云南戍所,开始了他30多年的谪戍生涯,这时的杨慎病得几乎起不了床。

  入滇后,杨慎曾先后居住永昌、安宁、大理、昆明、高峣、临安(今云南建水)等地。他在云南四处游历,但并没有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游魂;他虽然被逐出朝廷,充军边地,但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他不想闲度日月,成为“天地之蠹”,从踏上谪戍之途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创作与著述,之后在滇30多年,他读书著述始终不辍,“平居口不绝吟,手不释卷”,上探坟典,下逮史籍,稗官小说,百家九流,无不究心。

  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之后,杨慎在不忘著述的同时,放情山水,寻幽探胜,足迹遍及滇西北与滇南。他每到一处,以文会友,多方结交,与当地官员、少数民族头人、文化人与读书士子,发展良好关系。他通过广收门生,传道授业和诗文交往,议论切磋,为滇籍文人作诗文序跋与点评等,介绍传播中原文化,推荐滇籍作家,对云南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云南的30多年中,杨慎不仅以他的诗文创作,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还几次以实际行动为国家、为百姓尽力。嘉靖六年十二月,听到武定土司凤朝文叛乱,他对人说:“这是我为国家效力之时。”随之身穿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余”,往援守军。嘉靖二十五年(1845年)冬,代理安宁知州吴宗徽想多征盐牛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杨慎因生活安宁多年,深知百姓生计艰难,遂“言于当道”,为民请命,终使两项税收不增。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杨慎从百姓口中了解到有人借疏浚海口(滇池在昆阳境内的出水口)为名,盘剥百姓,谋利自肥,便致书巡抚,巡抚查实情况后停止了这项工程。

  在杨慎谪戍云南初期,嘉靖帝曾追询过这个“小秀才”的下落,事隔多年后,又多次向阁臣查询他的情况,阁臣常以“颓放”、“老病”作答,没有让他找到进一步迫害的借口——可见嘉靖帝对杨慎等人的忌恨。

  远在云南的杨慎,每当听到嘉靖帝这类对他不放心的传言时,既十分失望,又极为不安。有史料记载,杨慎不论是侨居还是游历,所至一地,每每“携倡伶以随”,纵酒放情,甚至用铅粉搽面,头上扎双丫髻插花,让门生抬着,女伎捧觞随行,招摇过市,毫不羞愧。这种发生在正人君子身上的颓废行为,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人“惑之”,有人“讥讪”,有人“为足下之才惜”。实际上,杨慎这样做,有着他难言的苦衷和特别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怕嘉靖帝无端降祸,也怕张璁、桂萼等人媒孽其罪,他是想用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来自污面目,躲过不测之祸。

  嘉靖十二年后(1533年),朝廷曾六次颁发大赦天下诏令,但就是不赦杨慎等八人。不仅如此,嘉靖帝还多次对上疏请求宽宥赦免议礼诸臣的大臣严加处罚,轻则下狱廷杖,重则谪戍蛮荒之地,以致后来朝中大臣不敢上疏轻言此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宫中发生宫女谋刺事件,嘉靖帝开始专心奉道修炼,之后20多年不视常朝,很少顾问外间之事,杨慎在云南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明朝军政条例规定,永远充军烟瘴年六十者,容许子侄替役。杨慎60岁后,叶落归根的思想越来越强烈,由此不断上书地方当局,又致书朝中旧好,请求能让他援例回归故里。但云南地方官员不敢轻许,朝中的旧好也不敢轻易触碰嘉靖帝的忌讳,于是赦归和替役都成为不可能之事。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通过云南巡抚鲍象贤的周旋,在众人的帮助下,于当年秋天借派赴兵役的名义回到四川,地方当局默许他一家久居川滇交界处的泸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不知什么原因(有一说是滇中某士人举发他返蜀长期不归),时任云南巡抚的王昺,突然派四个指挥将杨慎械系押解回云南。其时杨慎已71岁,年老多病,他十月从泸州出发,历时40多天,行程三千余里回到昆明。由于旅途劳顿,他在昆明大病一场。次年四月,他被送回原戍所永昌,安置在城北的卧佛寺。当年七月六日,他在高峣寓所去世。

  据记载,杨慎死后,家人原打算厚殓安葬,但遭夫人黄峨阻止,她说先夫虽然已死,但天威难测,按照《春秋》大义,像他这样有大过失的人,只能草草安葬。果不其然,不久嘉靖帝即派人来查看杨慎安葬情况,打开棺盖后,见杨慎“青衣布袱”,非常简陋。使者还朝将这一情况告诉皇上,嘉靖帝为之感动。这个记载,可看出杨慎的夫人黄峨知世之深,更见出嘉靖帝的阴毒和忌恨之深。

  杨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曾写下一个《自赞》,中有“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之语,见出他很想做一名忠直之臣,然而他想错了,在荒淫专横的皇帝面前,不论你如何忠君爱国,不管你有多大经世济民能耐,若阻碍了他们私欲的满足,你都在排斥打击之列。这就是杨慎一生悲剧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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