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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首创白话文告示:以"唠家常"方式让官府和百姓沟通

日期:2017年11月13日 20:5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程亚娟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的。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成为奉天的最高行政长官。主政伊始,张作霖颇费了一番心思。1916年6月28日,张作霖与帮办冯德麟一起发布了一个阐述施政方针的告示。这个告示别出心裁,堪称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一张白话告示

  以往的官府告示,“之乎者也”遍布全篇,文字、语句生涩难懂,对普通百姓来讲只能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张作霖在告示中,开篇就点出他用白话发布的缘由所在:“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不仅如此,通过告示,张作霖还意识到官府与百姓沟通的重要,在张作霖看来:“原来我们中国头一件最要紧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不但是做官的人,不知道那百姓的艰难,就是做百姓的,也不晓得当官的辛苦,所以办出事来,谁也不能称心满意。我们两人本是这块土上生长的人,我们对百姓的艰难困苦,知道的明明白白,就恐怕你们大家里头,还有不明白我们的意思的,所以这一篇的言语,还要你们大家仔细听一听”。

  东北地区匪患猖獗由来已久,政府曾多次倾力剿匪,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总是除而未决。主政伊始,张作霖就下定决心把治理匪患、确保奉天一方的平安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样要办的事情,叫做弥盗。怎么叫做弥盗?就是想个法儿,把各处地方上的胡匪,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意思。这几年间,奉天各处的胡匪,把百姓糟蹋的不得了,要不趁早地想出个正本清源的法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法子过啦。所以,我们就把惩治盗匪当作第一宗要紧的事。”

  经济是基础。如何理财,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又如何对得起奉天父老的血汗钱,张作霖在告示里说:“第二样要紧的事情,就是理财,理财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总而言之,不过是两句话,就是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来历,化(花)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这才能叫个财政。你们纳捐纳税,固然是义不容辞。不过,化(花)钱的人要随便地挥霍起来,也是对不起你们的。我们奉天的财政,这几年中,越发的杂乱无章,我没有到任以前,早就耳有所闻。所以,这些天的工夫,时时刻刻,要想一个整理的方法,得省一文便省一文。因为官家所化(花)的钱,就是老百姓所出的钱。只要那化(花)钱的省去一分的浮费,就是让那出钱的人,留一分的气力。”

  张作霖一生善于运用权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第三样要办的事情,就是察吏……我方才到任,还要详细考查。人品,是不是可靠;声名,是不是平常;断案,是不是公平;待民,是不是苛虐。等我调查的明确,自然有一个持平的办法。我用人行政,向来是一秉大公,既没有一个私人,也没有一定的成见,只要是与你们有利无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

  吸食鸦片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甚至形成一种独特的鸦片文化。尽管张作霖本人也吸食鸦片,但他能充分认识到鸦片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告示说:“如今鸦片烟,国家刚在那极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缘故,又添上一种打吗啡,真是无奇不有了……要知道,人的身体,本是万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国?我们奉天,左盘右算,就是这么几个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请问我们这日子,还有一个过法吗?”

  这张白话文告示最后说:“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事出有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张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张作霖本人,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代表的早期奉系军阀集团成员,整体文化程度都很低。在这五人中,张作相曾读过三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汤玉麟读过两年私塾,张景惠读过两年私塾,孙烈臣读过三个冬天私塾,吴俊升则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文言文的苦处。

  其次,白话告示能让自己的施政方针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清楚能够“马上打天下”但未必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是难以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明了、深入。

  再次,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敢作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胡适和张作霖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以破除旧有形式的桎梏。他还主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通篇看下来,简单,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大致领会其中的意思,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古已有之,宋代便有了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可以算是第一人了。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

【责任编辑: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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