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闲话休提，再次把目光回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上。
因为不管是从鬼文化上讲，还是从其他方面讲，这都是一部不输于《西游记》的奇书，很值得和大家探讨一番。
就像是鲁迅的《中国史略》云“盖传奇风韵，明未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确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的话，会发现，那时社会虽然科技不昌明，但那时的文人创作文言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而究其原因，清廷的高压政策，尤其是文字狱，严重打击和挫伤了文人的政治热情，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和创作，“今海内操觚之土，其趋不出二端，曰训古之学，曰词章之学。”
当大多数人埋首于故纸堆而穷经皓首却也有人醉心于志怪传奇以抒发感概。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因此创作出《聊斋志异》;“文人例有嗜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
并且蒲松龄《聊斋自志》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显然，《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是蒲松龄老先生“寄托”之所在，其创作心态就是“泄愤”。
就像前面说的，蒲松龄老先生的一生其实充满坎坷，虽然在顺治十五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县、府、道三试，均获第一，从此“文明籍籍诸生间”。
当时的主考官施闰章以《孟子》“蚤起”为题，蒲松龄将其写成颇具意味的记叙文章，施大为赞赏:“直足以维风移俗”，“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这给了蒲松龄很大鼓励，其后来屡困场屋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康熙九年，宝应知县孙蕙请其担任幕僚，“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借助此诗，可知此番游幕并不开心。
次年，蒲松龄回家备考，结果名落孙山，他写信给孙蕙说:“君疲牛马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孙则回复:“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未料一语未谶，“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
但“一第”始终未得，“设帐缙绅先生家”竟成为他以后的主要生活。